陈默
80年前爆发的苏联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战,其时间长短、参战兵力之多、战场之广、对世界形势的影响之大,超过了以往的战争。由于苏联和德国同时期中国战场各方面的势力有密切关系,所以战争的发展对中国的抗战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国内部的各政治派别对苏联战争非常关心。
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其中很多成员对影响中国命运的战争保持着极大的热情。苏联战争本身的战况和去向是国民政府诸人观察的重点:党、政、军的大批人员根据驻外机构不断传达的信息,对苏联双方的进退攻守胜败持续关注,反复估计苏联战争的倾向和结果。他们的研究判断是否符合战局的实际情况,是否提出过独自的见解。
蒋介石本人对1941年的苏联关系,特别是苏联开战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显示出了优秀的判断力。但是,开战后,蒋介石能否正确预测局势的发展,其各种判断的根据何在,还没有得到验证。以蒋介石的某个“高光时刻”的表现为例,有可能对他的战略眼光的高低优劣进行评价,或是偏见全无。他的各种看法,如果属于集体智慧的结晶,或是出于某种偶然,蒋介石本人的水平也有重新评价的意义。
蒋介石
一、速决战或持久战:关于国民政府上层苏联战局去向的讨论
苏联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多边保持平衡,作出了“联合苏联反德国”的决定。但是,具体如何反对苏联、反德国,取决于国民政府对苏联战局的去向的判断。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蒋介石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难题,而是在其上层组织讨论,用集体智慧去解答。
6月26日,蒋介石向各战区司令官和各省政府主席发了密电,询问了对苏联战局的看法、日本的动向和中国的对应。之后,国民政府高官对苏联战局的去向展开了一系列分析,数十名高级文官和军事军官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其中,德军的“闪电战”是否有效,是参加者没有约定就感兴趣的话题。
德国在1939年袭击波兰后,在军事上取得了奇功,但在突袭苏联的前几天,取得了巨大战果。从常识上来说,应该大部分人都倾向于德胜苏败的速决战判断。但是,实际上,在很多意见中,更主流的意见是承认德国在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功,苏联处于严重威胁之中。此外,他还断言,重视外部因素对战局的影响,苏联战争将进化为持久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弁公厅的蒋鼎文主任明确表示:“在德苏战争中,苏不能避免失败,只有英美支援苏,必须延长战事。”。第8战区副司令官兼绥远省傅作义主席的看法稍有不同。第4战区的张发奎司令官表示,“英国之后的攻势和美国未来的参战”将德国视为“战略上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状态”,“第一次欧洲战的国际形势有着历史性再现的倾向”。这些意见虽然有着明显的国际视野,但之后的事实证明了同盟国提供的援助大大帮助了苏联。
一些讨论者更加重视苏联自身的潜力。江苏省韩德勤主席说:“德对苏战事初期占优势,但短时间内未能解决的事情,必然拖得很长,双方都消耗了。”。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官夏威说:“初期苏联失败了,苏联土地辽阔,适合持续发展。”。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秉勋的分析具有战略性的眼光。近年来中国的抗战经验也为将军们提供了思想资源。
有些人对苏联很有信心,即使苏联军队处于被动状态,德国也无法战胜苏联。山东省沈鸿烈主席直言不讳地说,“德国重复同样的事情”,暗示希特勒将遭遇拿破仑1812年的命运。第九战区司令长兼湖南部省长薛岳说,“只要苏联和俄罗斯在国内没有重大变化,德国就很难实现速战速决的计划”,在形势进一步对苏联、英国和美国有利之前,希特勒政权正在走向崩溃的道路。第七战区司令官余汉谋对苏联最乐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爆发的美苏冷战证明了余汉谋惊人的预见。
国民政府的高官分析了关于苏联战局的去向,德国军队速决战的尖锐最终会陷入持久战的泥潭中的主流意见。因此,国民政府整体对苏联战争初期的去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苏联不会急速崩溃。回头看,不得不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层有洞察力。
在这次讨论中,蒋介石始终没有表态。至少在苏联开战的时候,说明了对战争未来的看法还没有成型,有用集体的力量预测“谁属于胜负”的倾向,也得到了合乎道理的回答。在这一点上,他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的胸襟。但是,在开战的前10天,本人对于苏联战争没有提出过超出普通人的见解。
二、长期化战争:对国民政府初期战局的观察
战争的前两个月,国民政府驻外各有关机关开始高速运转,其不断传来的报告反复冲击了蒋介石等核心成员的神经,但幸运的是他们还保持着高度的战略定力,反复分析模糊的信息,坚持了至今为止的判断。
6月23日,传来了德军首战告捷的消息。国民政府虽然做好了苏联军队初战失败和心理准备,但是德军的胜利和他们关于持久战的看法不同,并不轻松。但是,国民政府必须马上发现和筛选来自苏联前线的信息的可靠性不高。另外,柏林的桂永清和驻苏副武官张培哲收集的情报也经常互相抵触,要辨别真伪还得等一段时间。这样的“雾中看花”状况是理所当然的,但因客观分析战局家的困难而烦恼,国内的人们无法确定苏联战争长期化判断的真相。外交官齐
国民政府内很多人分析了庞大的情报,结果“持久战”的判断没有改变。7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的王子壮分析说:“苏联方面虽然失去了一些土地,但其关键在于苏联长期抵抗不垮,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虽然德国军队很精巧,但由于人力财力论,无法长期消费。”。“即使德军取得了成果,也必须付出相当大的牺牲,苏联军队的崩溃需要时间”。7月14日,孙科在蒋介石的住所吃午饭的时候,希特勒宣言“和苏联作战,遇到强大的陆军,与英美海军为敌,无法避免战败”。8月4日,晋升为军长的丁治磐先生认为,即使德军在军事上处于暂时优势,“经济市场关系也不会长久”,“在西班牙、葡萄牙走完路后,会拜尘,英法相继没落”。8月20日,军令部会报断定“苏联的胜利不服输,苏联的武力表现令人震惊”。8月21日,新上任的钱泰外务次官在交通部的张嘉8月27日,林蔚更直言“就全局性的观察,苏联对德国进行了持续性的战争”。这些看法在当时似乎占据了主流,被广泛地看到。
蒋介石的观察也和大家差不多。7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自己很在意俄罗斯军队不能长期拥有的消息,但是我希望不要像法国的崩溃那样去倾听。”。7月5日,他认为“俄罗斯、德国的战局、俄罗斯还可以支持,不像外传的那种胆小”。7月19日,听说蒋介石陷落了斯普克,似乎有点动摇了。但是,8月1日,他再次强调:“德国对俄罗斯的攻击并不像预想的那样顺利,今后将停滞在阵地战中。”。8月23日,蒋介石得知德军在哥马利捕获了大量苏联军,不相信“无乃太说得太过分了”。与以往对研究的认识稍有不同,7、8月期间,蒋介石没有放弃对苏联的自信,认为苏联可以将局势拖入持久战。
这两个月来,蒋介石本人的见解仍然不鲜明,他对苏联战局的观察与别人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这多少受到上述集体智慧的影响。但是,蒋介石内心对苏联战争的期待与大多数国民政府的人有着明显的不同。自从苏联战争进入9月以来,戏剧性的故事突然出现,给关心战局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烦恼,随着战局的推进,蒋介石和他人的观点开始出现明显的分歧。
1942年7月17日,斯大林格莱德爆发了战争。
三、蒋介石和幕僚们对基辅会战的不同预测
战争爆发2个月后,希特勒表示“希特勒急于获得乌克兰、汤内茨盆地、甚至可口可乐等有经济价值的地方”,并转换了“对莫斯科没什么兴趣”的大战略。9月,希特勒指挥重兵集团围歼了基辅包围圈内数十万苏联军,基辅这个大城市也陷入了敌手。有趣的是,在这期间,国民政府内部关于基辅会战的预先判断明显分开,蒋介石对战局的心情和人们不同。
德军统帅部决定改变攻击方向,德军的机动兵力被配置在南方,开始动员,但由于苏联的恶劣道路状况进展迟缓,苏联前线8月下旬进入了短暂的静寂,9月以后再次沸腾。缺乏信息影响了中国驻外大使馆的工作,报道的基辅会战相关新闻稍有延迟,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截至9月20日,徐永昌接到伦敦方面和霍华斯通讯社的报告,得知德军已迂回基辅。27日,驻苏武官张培哲正式通报了基辅的陷落。
因为信息上各种各样的不足而烦恼,很多人对基辅会战时期的分析大幅度地出错了。张发奎9月7日考虑分析苏联的战局,其关心的重心是“中路苏的反攻非常优秀”,乐观地推断苏联有可能保护基辅。管理情报的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向9月13日没有注意到德军攻击方向的转变,依然保持着现有的判断。王世杰9月22日基辅城破后,也主张“听说基辅攻陷了德军,苏联军抵抗,士气依然很敏锐”。苏联军队失去了数十万人的事实还不清楚的可能性很高。
人们知道实情后,难免会有些失望。军事委员会的屈武参议院在9月28日的演讲中承认,“基辅陷落的不可避免是德军的胜利。因为以基辅为据点,东进可以威胁到哈尔科夫、罗斯福、克里米亚半岛。相反,对苏联来说是损失。”。10月3日,王世杰得知英国下院决定加强苏联的援助,发现情况严重,承认“苏联战局相当危险”。国民政府内部的不安高涨是因为之前“持久战”的判断破灭后的挫折和对苏联反德国既定方针的担忧渗透到国民政府内部。
蒋介石前几天的反应和国民政府的其他人不同,他对苏联战局的变化表现出惊人的直觉,但基辅落后,对苏联前途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面对信息缺乏,蒋介石对战局的动向早就有不良的预感。8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德军“南路进展特别快”,苏联断定“不会引起急败,不过是时间问题”。理由是“现代的战事守护者,结果很难保护耳朵”。蒋介石8月31日也不知道基辅有陷入巨大包围的可能性,不过,感到「俄罗斯阵营也危险」。到了9月20日左右,确认了他对基辅会战的不良预感,蒋介石立即断定情况不好,对战事感慨“小敌的力量,大敌的捕获”。更重要的是,前几天蒋介石对苏联的信心持续下降,基辅陷落后,他偷偷放弃了过去苏联战争中“停滞在阵地战中”的看法,几天里宁拉多判断为危急存亡,哀叹“基辅陷落后,俄罗斯的战局很危险”。蒋介石是和别人不同的表现,背后隐藏着他独特的逻辑,特别等着分析。
战争的前两个月的结果似乎给了国人一种感觉:苏联的战争已经进入了安定胶着的状态。国民政府的成员缺乏足够的警戒心。再加上德军的变阵相对隐蔽,前方传来的信息不及时准确,国民政府内部有大面积的失察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蒋介石在8、9月间将基辅的会战近似为“不知道先知”,证明了他的战略判断力吗。恐怕不一定。蒋介石的预测和其他人一样坚持连苏反德的战略方针,但蒋介石执著于日苏之间的开战,减轻了国民政府受到的重压。他认为,让日本北上攻打苏联的重要因素是苏联必须在对德作战中败北。当所有人基于普通的思考和不正确的信息进行分析和推理时,蒋介石念兹的期待逐渐主导他的思考,悄悄地抛弃了国民政府其他成员的集体智慧,主观地推测苏联业受到了挫折。换言之,对于蒋介石基辅会战的准确预测是一个很大的偶然。
信息不太可靠,在战况模糊的时候,依靠个人对形势的感觉进行战略预测是合乎道理的选择。政治家自身的直觉和执念也许有助于预测机会和风险。但是,这往往依赖于运气,很难反复复制。更重要的是,过于执着于某个主观构想和期待,就无法冷静地应对客观形势的变化,容易忽视周围其他人的智慧。基辅会的战后,苏德双方在莫斯科周边展开了杀戮。这次蒋介石关于苏联战局的研究判决,失去了相当大的水平。
四、莫斯科会战的逆转和国民政府人民的感受
蒋介石和幕僚们对基辅会战的预先判断是分开的,但是基辅的陷落给他们的心理影响是非常一致的。他们关于持久战的观点的立论根据被视为疑问,苏联战胜战争的自信大大削弱了。之后,对苏联失望的情绪在国民政府的很多人心中蔓延,进入了苏联战争的下一个阶段。令人吃惊的莫斯科会战,打动了国民政府的要员们的心,动摇了他们的感情。苏联军民的不懈坚持逐渐导致战局的困难逆转,国民政府的许多观点也成为苏联战争的特征,仍然是持久战,苏联最终会胜利。但是,蒋介石无视莫斯科会战的逆转,对苏联战局的解读更加不合理。
10月初,规模空前的摩斯库瓦会战开幕了。由于这所有人预想的会战都没有什么秘密,驻外各机构马上恢复了过去的功效,连续不断的新闻传到了重庆,在熟悉国内会战的动态的同时,继续进行研究和判断。会战之初,德军在查尔贾玛-布什斯克地区大量包围苏联军,最终歼灭。与基辅会战时不同,这次作战的行动在第一时间被送回了国内。宋子文、驻英大使馆、驻苏联大使馆、苏联驻中国武官传达的资料显示,会战初期德军占优势,苏联军队相对被动。
根据已经报道的许多消息,蒋介石的参谋们对苏联军队所面临的局面缺乏信心。在国民政府中,有很多人认为苏联会失败,担心中国联盟的苏联反德国的立场。蒋介石的侍从唐保黄10月11日指出:“如果苏联军队不能带来第二次马恩河会战的形势,德苏战局就无法避免急转直下的变化。”。同一天,林蔚为苏联担忧,“苏联中路军的提莫监利(铁木辛戈)元帅指挥的大部分部队被德军包围,之后的作战形式似乎越来越险恶。”。王世杰10月12日表示,“德苏战事出现了新的变化”,“远离莫斯科百余里的诸重镇多数被德军占领或包围。苏联军的形势很危险。”。10月13日,朱家学妹向翁文璋传达了“苏必不支、苏败后,德向我提出了和议”。齐航:希特勒胜利后,认为“我方最终吃亏了”。陈诚10月15日给蒋介石打了电话。他再次阐述了6月29日的观点,“苏联在首都陷落后,继续抗战,模仿10月革命时代的故事,与德国在途中妥协”。王子壮在10月18日也感叹道:“最近,德军攻克了基辅,猛攻莫斯科,德军的气势再次发生了大地震。”。
蒋介石本身的逻辑本来就和别人不同,这段时间的心路更复杂更曲折。莫斯科的会战开始后,他感叹道:“俄罗斯的中路军有着被德国猛攻、无法维持的势头。这是必然的。我希望莫斯库瓦不要失去耳朵。”。很明显不希望苏联速败。但他对苏联的境遇毫不同情,几天后给郭泰祺外长打电话说:“苏联军事紧张,莫京日益危急”,判断“乌克兰陷落,莫斯科危险”,指示郭泰祺在与苏联的谈判中向中国提出有利条款。在上述蒋介石的战略蓝图中,如果莫斯科真的陷落的话,日本军北上苏联的概率会大幅增加。这种倾向暗自使日本兴奋,“攻击俄罗斯的决心和准备已经完成,只是等到莫斯科陷落,马上攻击俄罗斯毫无疑问”。蒋介石对摩斯库瓦会战的粗略看法似乎和人们的观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这个观点不是来自前方信息和他人的意见,而是来自战略构想的可能性很高。
但是,苏联战局的实际发展却出乎人们的意料。11月以后,战局开始出现转折点,国民政府驻外机构开始注意这种现象,及时传达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德军的攻势受挫。桂永清、邵力子、张培哲等人相继致电,传达了陈布雷、徐永昌等莫斯科的会战发生逆转的消息。
在大量提示苏联军队稳定战线的信息之前,国民政府内部的很多人意识到德军的撤退,苏联转换局面后,解除了迄今为止的担忧。国内的一部分分析家在驻外机构传达信息之前注意到了战局的变化。据报道10月下旬齐唐纵向在莫斯科反攻齐谭延苏联军队的消息,国民政府的人们进一步确定了苏联的胜德败动向。12月22日,唐竖读了报纸,写道:“苏联的反攻,德国的形势非常不利,确实在东线崩溃了。”。当天,徐永昌读了信息后断言:“这场战争的新形势已经展开,众费德军在苏联崩溃是在今年冬天。”。他们的心情随着苏联战局的逆转而好转,对苏联的信心也开始重建。
蒋介石先生对这样的一切变化都抱有疑问,似乎国民政府内部其他人的智慧也没有影响他。10月31日,他写道:“莫斯科局势从危险变为安全,是整个电视台第一线的生机,希望度过冬天,不失败地坚守。”。但是,11月22日,罗伯特攻陷德军这一不重要的失利被蒋介石看重,他认为“如果罗斯福陷落的话,可口可乐油田的威胁将会更大,莫斯科的形势也会更严重。”。11月30日,他强调莫斯科局势紧迫,强调“可以支持未失”。蒋介石的这些看法与国民政府的诸人的分析不同。更不可思议的是,12月以后苏联军队的激烈反击似乎没能引起蒋介石的兴趣,他在日记里一句也没说。1942年1月,确认了“德国在俄罗斯受挫”的事实。蒋介石不相信苏联的逆转,明确了苏联军队希望在莫斯科会战战败的微妙心理。
与基辅会战期间不同,莫斯科会战新闻通过不同路线,始终顺畅、及时地传到国内。信息业证明苏联逆转后,很多人恢复了对苏联的自信,属于合乎常识的表现。问题是,谁都看了莫斯科会战中苏联的逆转,蒋介石却一直保持着怀疑和回避的态度。这是因为蒋介石在战略蓝图中对日本北进的期待,对他的判断影响很大,以至于莫斯科不愿意接受危险变为安全的事实。
据蒋介石说,如果基辅会战的苏联军业受挫,莫斯科再次陷落的话,日本军北上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增加,但中国正面战场的压力将如预期那样减轻。但是如果苏联在莫斯科的会战中获胜的话,日本可能会放弃乘虚而入的打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对日苏开战的长期期待自然就破灭了。正是诱日犯苏、驱苏克日的战略构想,蒋介石最近的判断大错特错,对国民政府内部很多人的意见也被选择性地无视。蒋介石的主观构想帮助他意外地“预测”了基辅会战的结局,但却阻碍了他正确处理莫斯科会战的方向。
1941年,德国士兵投降苏联军队。
五、结束语
冷静地说,国民政府1941年对苏联战局的研究判决,多数情况下都能看到微知著,预想不远。这与连苏反德国家的立场有关,体现了在国际政治方面的专业素养和军事战略方面的分析能力。国民政府人民体现的水平,首先是得益于中国驻外机构和人员的持续努力。其次,国民政府在很多情况下,能够正确把握形势是由于中国国内抗日战争的经验。国际援助对于支撑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重要意义,军、政两界都有深刻体会。中国广土人民的特点是对持久抗战有积极作用,他们也有很强的感觉。上述关于苏联形势的各种分析中,这种观念渗透了进来。
1941年苏联开战后,蒋介石对苏联关系和苏联战局的各种看法是国民政府各成员冷静分析和反复推演可靠信息后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例如,关于开战时持久战的观点,以及苏联战局初期的各种评论,都是如此。蒋介石可以准确估计形势,离不开群众的力量。蒋介石自不必说,与他人不同的独立思考也不少。但是,如上所述,这与他关于国际形势的战略构想有关。把这场遥远的战争和中国进行的抗战联系起来,蒋介石在战略上比别人优秀。遗憾的是他过于沉浸在自己的想法里,影响了对时局的判断。蒋介石根据这个战略构想做出了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也许是偶然的。蒋介石因为传达的信息不符合自己的战略构想,坚持自己的意见,犯过严重的错误。
(本文的原题是《国民政府1941年对苏联战争局的研究判断--兼蒋介石的战略观点论述》,先于《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2期,作者陈默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副教授。澎湃的新闻被授权发表,作者删除原文,省略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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